《东方快车谋杀案》（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是英国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创作的侦探小说，属于侦探赫尔克里·波洛系列，由英国柯林斯犯罪俱乐部于1934年1月1日首次出版。

比利时名侦探赫尔克里·波洛在叙利亚阿勒颇为法国军队侦破一起内部案件后，搭乘托罗斯快车前往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打算从那里转车回欧洲。车厢中，除了波洛外，只有两位英国旅客，一个是驻印度的英军军官，另一个则是位面容端庄的小姐，这两名乘客似乎非常熟络，互称对方为阿巴思诺特上校和玛丽·德贝纳姆小姐。列车抵达伊斯坦布尔后，波洛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在托卡良旅馆遇到旧友——国际客车公司的董事布克先生。二人共进晚餐时，邻桌的美国人雷切特引起了波洛的注意，他看上去有六七十岁，眼睛里始终透露着凶狠、邪恶的气息。而更奇怪的是，似乎全世界的人都选在那一夜出行，原本铺位一向宽裕的豪华列车竟一票难求。急于返回英国却买不到车票的波洛，在布克先生的帮助下挤上了列车。

第二天中午，来到餐车的波洛，依照习惯开始观察起车厢里的旅客：身材魁梧、皮肤黝黑的意大利人，瘦小端庄、佣人模样的英国人，一个大个子、像是旅行推销员的美国人，一板一眼的俄罗斯老贵妇以及侍者，来自匈牙利的大使夫妇，还有阿巴思诺特上校和德贝纳姆小姐等人。车厢另一头则坐着麦奎因和他的雇主雷切特。餐车散席后，旅客们陆陆续续地离开。就在这时，雷切特突然凑了上来。来人已经得知波洛身份，他直言自己的生命正受到威胁，希望能够雇佣波洛来保护自己。波洛不为所动。

当天夜里，列车抵达贝尔格莱德，加挂上车厢。布克先生让出一号包厢给波洛，自己则搬到二等车，波洛接受他的好意，搬进雷切特隔壁的包厢。当天深夜，睡梦中的波洛被一声哀嚎惊醒。同时，由于遭遇暴风雪，列车被积雪困在温科夫齐和布洛德之间动弹不得。深陷积雪的车厢内，雷切特死在了他的包厢，他被刺了十二刀，可包厢的门却是反锁着的。随着调查的深入，案情似乎更加扑朔迷离，波洛想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

1933年，在如今的伊拉克地区陪同丈夫进行考古挖掘工作的时候，阿加莎开始写作《东方快车谋杀案》。小说中的谋杀案来源于一起真实的绑架案。1932年，曾驾驶飞机横渡大西洋的飞行员林白在自家窗台上发现了一张字条，仅有20个月大的儿子被人掳走，留下了五万美元的赎金要求。当林白终于凑足赎金，等来的却是孩子尸体。

在开始写作《东方快车谋杀案》前，阿加莎已数次搭乘东方快车，来往于欧洲与中东。1929年，快车曾因暴风雪在土耳其境内停留了六天。1931年12月，阿加莎在乘坐东方快车的途中，也曾遭遇过洪水和滑坡，不得不停留了24个小时。这些见闻和经历变成了小说中暴雪天气和旅程中断的灵感来源。

赫尔克里·波洛：比利时名侦探。波洛是个外表非凡的小个子男人，身高只有五英尺四英寸，但举止稳重庄严。他脑袋的形状像个鸡蛋，而且他还喜欢把头稍稍偏向一侧。他的胡子硬邦邦的，像军人的胡子。他的着装整洁得惊人，一粒灰尘落在他身上，简直比让他中了子弹还难受。这个时髦的小个子如今步履蹒跚，可他原来是比利时警方的成员之一，作为一个侦探，他成功侦破了一些当时最难的案件。

萨缪尔·雷切特：案件被害人。真名卡塞蒂，臭名昭著的专业绑匪，小黛西·阿姆斯特朗绑架案主谋。

阿姆斯特朗夫妇：罗伯特·阿姆斯特朗上校是英国人，获过十字勋章。阿姆斯特朗太太索妮亚是美国悲剧演员琳达·阿登的女儿。他们一家定居美国，有一个女儿黛西。她三岁时被绑架了，绑匪索要的赎金数额巨大。这对夫妇交付了多达二十万美元的赎金之后，发现了孩子的尸体，至少已经死了两个星期。索妮亚当时怀着孕，由于受到巨大的刺激，她早产生下一个死胎，之后撒手人寰。伤心欲绝的阿姆斯特朗上校也开枪自杀。

卡罗琳·玛萨·哈巴特太太：嫌疑人之一，荒谬可笑、宠爱女儿的美国夫人。她是一个结实的、满脸笑容的老女人，她像个邻家的老太太，是个话唠，声音清晰缓慢而单调，完全没有停下来喘口气的意思。她喜欢处处提及自己的女儿，而且言论中充满对美国的热爱和对东方异国的不满，她抱怨东方落后，连水都有股怪味道。实际上她是索妮亚的母亲琳达·阿登。

玛丽·德贝纳姆小姐：嫌疑人之一，来自巴格达的英国女教师。她身材修长苗条，五官端正，皮肤白皙，眼神冷淡，是波洛眼中无论在哪儿都能照顾好自己的年轻女人，沉着而且有能力，虽然她的干练不被波洛所喜欢。她态度克制，行为举止也像她的头发那样沉着冷静，完成任务这样的事才能让她表现不出以往死一般的冷静。实际上她是阿姆斯特朗家的家庭教师。

约翰·阿巴思诺特上校：嫌疑人之一，英国驻印度部队军官。四五十岁的阿巴思诺特上校身形偏瘦，棕色皮肤。与玛丽小姐不太一样的是，英国上校更容易动感情，除了一贯冷冷的表情外，他也容易脸色有点发红，有点气恼，不断维护喜欢的玛丽小姐和表达对美国人的不满。实际上他是阿姆斯特朗家的朋友。

娜塔莉娅·德拉戈米罗夫公主：嫌疑人之一，法国人，旧沙俄时代贵族。作为火车上“身份最高的人”，这个丑陋而有钱的俄国公主声音清晰、礼貌，但透着一种专横。但在波洛要证词时，她并不介意去餐车，对询问非常配合。她说话谨慎机敏，在提到与阿姆斯特朗一家时，她开始含糊其辞。实际上她是索妮亚的教母。

爱德华·亨利·马斯特曼：嫌疑人之一，雷切特的贴身男佣，跟随雷切特只有九个多月。他是个脸色苍白、面无表情的英国人。实际上他是战时阿姆斯特朗上校的勤务兵。

赫克托·麦奎因：嫌疑人之一，年轻的美国人，雷切特的秘书。他一直很敬慕索妮亚，而他的父亲是处理阿姆斯特朗绑架案的地方检察官。

鲁道夫·安德雷尼伯爵：嫌疑人之一，匈牙利外交官。他是个英俊的男人，至少有六英尺那么高，肩膀宽阔，腰身细窄，穿着裁剪得体的英国花呢西服。

海伦娜·安德雷尼：嫌疑人之一，安德雷尼伯爵妻子。她的眼睛很可爱，乌黑的杏仁眼，长长的黑睫毛衬托着精致白皙的脸庞。她的嘴唇涂成了流行的鲜红色，微微张着。整个人看上去很美，极富异国情调。实际上她是索妮亚的妹妹，最后由丈夫代替她向卡塞蒂下手。

希尔德佳德·施密特小姐：嫌疑人之一，德拉戈米罗夫娜公主的德国女佣。实际上她是阿姆斯特朗家的厨娘。

安东尼奥·福斯卡雷利：嫌疑人之一，美籍意大利人，汽车公司代理人。实际上他是阿姆斯特朗家的司机。

格丽塔·奥尔松小姐：嫌疑人之一，一位盘着浅黄色发髻、长着一张和善的山羊脸的瑞典女人。她说自己在斯坦布尔附近的一所教会学校做护士长，是受过专门训练的护士。实际上她是照顾过小黛西的护士。

塞勒斯·B·哈德曼：嫌疑人之一，他称自己是受雷切特雇佣的美国侦探。他穿着一身俗艳的方格西装，粉红色衬衫，别着华丽俗气的别针。那张多肉、粗犷的大脸上，倒是一副和气的表情。阿姆斯特朗案中自尽的保姆苏珊娜是他曾经的恋人。

皮埃尔·米歇尔：法国人，品行端正、诚实本分，头脑不怎么灵活，住在加来附近。同时，他是东方快车加来车厢列车员，在这个公司已经工作了十五年。苏珊娜是他的女儿，实际上他是对卡塞蒂下手的人之一。

1932年的林白绑架案触动了阿加莎的创作灵感。然而，更重要的是触动了她关于正义、关于尊严、关于复仇正当性的多重联想。小说《东方快车谋杀案》中，犯罪嫌疑人卡塞蒂被抓获，很快进入案件审理阶段。然而在作者笔下，整个事件出现了另一种表达：首先，案件之外再添几条人命。黛西已有身孕的母亲悲伤过度去世，阿姆斯特朗本人无法接受种种残酷，在绝望中弃世。家中的一个女佣，也因无辜受到怀疑而自杀。其次，残忍的真凶卡塞蒂最终未被定罪，因为金钱搞定了一切。第三，便是出现在东方快车上的离奇命案。十二名旅客正好是英美法庭陪审团的人数，他们代替法律行事，朝卡塞蒂身上一人捅了一刀，作为造成阿姆斯特朗家庭毁灭性悲剧的凶手的惩处。这样的复仇让这个模式化故事引出系列可以让人不停探究的主题：私刑是否可以作为法律缺位的替代手段，仪式化的私刑是否提升了私刑的正义性，而集体行凶是否减轻了个体的邪恶感。

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犯罪行为并不是单纯的出于卑劣动机的暴行，而是一桩正义的复仇，甚至是一桩为社会除害的正当行动。在阿加莎的作品中，人的原罪与欲望无处躲藏，正义也从不会缺席。深深的悲凉中透出人性关怀的希望，使作品超脱了缺乏社会意义的“犯罪小说”水平。小说中的嫌疑人聚集在一起，将凶手“绳之以法”时，他们成了另一桩案件的凶手。依据法律他们理应受到制裁，但同时他们也是受害者，他们的生活被卡塞蒂摧毁，他们失去了家人，失去了他们生活中的一切。

叙事视角

小说通篇以第三人称叙事，看似完全是叙述者采用全知全能的视角在故事外进行的隐身式叙述。但在叙事的初始阶段，叙述者便跳出文本之外，表明了他是在整个事件发生后对其进行的总结叙述。“往后他将想起这一景象。”就这一句话就可以证明叙述者倒叙性的叙事性质。阿加莎实际上是采取将叙述者的视角位移至小说中人物视角的办法，掩盖了叙述者全知全能的聚焦空间。通篇来看，叙述者的聚集范围基本在波洛的判断范围之内。实际上达到的效果是通过将波洛作为一种叙述者的方法拉近了叙述接受者同他的距离，尽管故事是由第三人称来叙述的，事件却是透过波洛的眼光去看的，并通过他的脑子思考和聚焦。叙述者运用权力自限来完成了叙事聚焦的转变。小说虽然通篇运用第三人称叙事，实质上，其在小说叙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等同于第一人称的叙事，只有这样，为叙述接受者提供有限的资料才成为可能。阿加莎之所以没有直接选择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的方式，是为后面跳角的使用留有余地。在静坐思考的部分，叙述者为我们分别展示了波洛、布克先生和康斯坦丁医生的意识流思考过程，只有叙述者使用仅管是假性的全知视角，才能实现人物间限知视角的随意转化。

人物形象

小说中的波洛有着远超常人的近乎愚昧的固执，他始终保持自己的处事原则。小说中他反复强调：案情一旦有他插手，绝不半途而废，直至查出事情的真相为止。因为事情的真相几乎是他的最高信仰。在他的思想中法律和真相近乎于他本身，但随着案情逐步抽丝剥茧，真正的真相呈现在他的眼前——小说中唯一的死者，其实是个恶名昭彰的职业绑匪。而这个绑匪却在犯案后改名换姓，靠着到手的巨额赎金舒舒服服过日子，直到被复仇者杀死。真相大白以后，本应代表法理的波洛却没有做出符合法律预期的裁决，反而轻描淡写的几句话，从容放过了凶手。本应将对恶棍复仇的凶手们送进警察局的大侦探，将强烈正义感化作了浓浓柔情。可他心中的冲突却显而易见，将其潜藏在心中的人性揭露无疑，但又对自己的失职无法介怀。作为法律的代言人，波洛在做出最终决定的那一瞬间，内心的挣扎可想而知。

情景设置

故事发生在冬天，“冷风呼啸着，两个人都打了个寒噤”，波洛“添了好几件衣服，外加围巾，把身子包得密密实实的”还“打了个哆嗦”，管理员在月台上“又蹬脚又摇臂地”驱寒，杜波斯克中尉“说话的时候，雪白的美髭还颤颤发抖”。作者通过对具体动作的动态文字描写，如“打、添、包、蹬、摇，抖”，塑造了视觉效果和触感效果。谋杀案发生的时间在黑夜，黑色能掩护嫌疑犯的一系列动作，也能增加被害者的恐惧心理，更能给读者带来紧张感，从而增强恐怖气氛和悬疑性。作者叶将凶案进行的场景安排得恰当好处。案件发生的半夜，波洛发现车厢里很多噪音——隔壁有人咔啦一声按下洗脸台的塞子，水龙头打开后的流水声，水的冲溅声，走道上有人穿着拖鞋曳足而行，外面有人按铃，铃声一直不停，突然出现的急促脚步声，重物跌下来磕在门上，穿红便袍的女人匆忙闪进房去。这种借用小说人物的视觉和听觉的动态描写方式，给读者以身临其境之感。

衍生作品

《中国新闻周刊》：美国侦探、意大利司机、俄罗斯公主、德国侍女、瑞典妇女……看似不搭界的12名乘客被卷入了这起离奇的富商死亡事件中。实际上，鱼龙混杂的人物身份、旅程沿途的异国情调，如同虚构的天然土壤，装载着奇遇和历险、谋杀与逃亡。在阿加莎的这部作品中，层层剥茧之后展露出的不仅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复仇故事，还有法理困境中的复杂人性。

电影《东方快车谋杀案》导演肯尼思·布拉纳：《东方快车谋杀案》在悬疑的外表包裹下，始终是个关于人性的故事。对我来说，当我再次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仍然被故事中的热情和古典的主题所打动，让我对重新讲述这个故事充满热情。

阿加莎·克里斯蒂，原名阿加莎·玛丽·克拉丽莎·米勒，1890年9月15日出生于英国德文郡托基。1920年，她出版了首部侦探小说《斯泰尔斯庄园奇案》。1929年，《罗杰疑案》的出版一举奠定了阿加莎在侦探文学领域不可撼动的地位。之后，她又陆续出版了《东方快车谋杀案》《ABC谋杀案》《尼罗河上的惨案》《无人生还》《阳光下的罪恶》等作品。根据她的小说改编而成的舞台剧《捕鼠器》，已经成为世界上公演场次排行靠前的剧目。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创作生涯持续了五十余年，总共创作了八十多部侦探小说。她的作品热销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销量突破二十亿册。她创造的小胡子侦探波洛和老处女侦探马普尔小姐为读者津津乐道。1976年1月12日，阿加莎·克里斯蒂逝世于英国牛津郡沃灵福德家中。